日军当年实施的细菌战罪行，给中国老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60多年过去了，那场灾难的亲历者、受害者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依然忍不住地流泪。记者在长期的跟踪采访中，每次聆听他们的控诉，都让我们的心灵震颤。

　　　　　　　　　　　　　　　　　　　　　　　　　　　　　　　　　　　　　　　　　　新华社记者　丁文杰

　　母亲临死前对我们喊：“逃、逃、逃！”

　　1940年10月，日军飞机在浙江省衢州县城上空撒下谷物和感染鼠疫的跳蚤，11月，衢县鼠疫流行。第二年9月，流行鼠疫从衢县传播到相邻的义乌县城。
　　义乌市80高龄的金祖池老人就是在那场日军细菌战中，永远失去了祖母、母亲和只有8岁的妹妹金宝钗。
　　义乌县城第一个受害者是一位名叫郦冠明铁路职工，1941年9月，他因公出差到衢县，在那里感染上鼠疫，返回的第二天就死亡了。从那以后不久，义乌县稠城镇北门出现鼠疫患者，有人不断地死亡，在患者的住家附近，发现了大量死老鼠，义乌县卫生院当即判定正在流行鼠疫，便采取紧急措施，成立了防疫委员会，组织了医疗班，设置了隔离所，建立了防疫队。
　　金祖池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家正巧是鼠疫流行地区，被作为疫区被封锁起来。那时，我们都感受到死亡的恐怖。防疫人员禁止我们外出，要求发现病人后举报，如果发现患者，连同亲属一起被强制送入隔离所监禁起来。可以这样说，当时进了隔离所就几乎没有活着出来的希望了。”
　　金祖池的祖母首先染上鼠疫，家人不敢声张，偷偷地请医生，医生也不敢来。金祖池说，祖母连续高烧，满脸通红，只是要喝水，可喝了水后，还是“水、水”地喊个不停。祖母刚死，金祖池的母亲跟着染上鼠疫，也是发高烧，淋巴肿胀。“母亲临死时对着我们喊：‘逃、逃、逃！’”
　　“祖母、母亲、妹妹一个个地死去，活下来的家属，心都碎了，但是，我们只能默默地流泪。”金祖池老人喃喃地说。
　　鼠疫流行后，金祖池家里有6个人跑到外婆家避难。他说：“没过多久，防疫机关知道他家有人染上鼠疫，防疫人员把没有患病的父亲关进隔离所。后来，父亲趁着看管人员不留心的时候跑出来，准备逃到外婆家去，但父亲不敢进外婆家的村庄，只好躲在野地里，让舅妈偷偷送点吃的东西来，就这样苟活下来。”

　　喝了萝卜籽汤和黄泥水后，侥幸逃脱劫难

　　75岁的周道信老人世代居住在浙江省江山市清湖镇七斗村，真正从细菌战死亡线上爬出来，是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和见证者。1942年6月到8月，侵华日军占领江山市75天，撤退的时候，日军向这个市散布细菌，致使霍乱、痢疾、伤寒等病菌在江山传播和流行，造成无辜平民大量死亡。
　　那时，周道信才16岁，父亲因病辞世，全家10口人以种田为生。周道信说，七斗村位于距离江山市7公里处，是一个居住着25户、70多人的小村庄。日军以江山市为据点，白天对周围的村庄进行扫荡。
　　1942年8月18日，兄嫂和妹妹跑到别的地方躲日本兵，周道信和母亲、婶娘三人呆在家里。这些天日军开始从江山市撤出，上午9点多钟，有身着白色便服的4个青壮年男子来到村子里。周道信描述说，其中两个个子较高，两个中等偏胖。有两人肩挑箩筐，箩筐里放有米稞，他们自称国民党中央兵，说一口中国普通话，他们对村民说日本兵要撤退了，看着老百姓饿的可怜，所以分一些米稞和馒头给你们充饥。米稞像江山人经常做的老寿稞，圆形，细看颜色稍微有点黄，闻起来有股异味，那米稞5个一包，用牛皮纸包着。还有像馒头的，两个一包，闻起来也有异味。“由于日军长期侵占，百姓食不裹腹、饥不择食，我娘儿俩及婶娘不假思索就把这样的米稞给吃了下去。”周道信说。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在吃了“米稞”还不到20小时的时候，由于婶娘年高体弱，抵抗力差，首先发病。据周道信老人回忆，婶娘最开始是腹泻，继而拉稀不止，不停地呕吐，由于失水过多，老喊口渴，浑身没有力气，眼球很快陷下去，人都变了样，从发病到停止呼吸，大概就是一天时间。周道信说：”我看着婶娘惨死，当时惊恐万分。”果然，婶娘死后，周道信也开始发病，开始时腹痛、腹泻、呕吐、大便不止，继而全身无力、抽筋，最初还能够起床上厕所，到了后来实在没有力气，只好把大小便拉在屋内。“当时我认为死期来了，好在邻村一个土医生指点，喝了萝卜籽汤和黄泥水，四五天后居然奇迹般地好转，侥幸逃脱一场劫难。”周道信说。
　　周道信母亲由于米稞吃得少，发病轻，又先后喝了萝卜籽汤和黄泥水，也幸逃此劫。

　　湖南省常德市德山王家巷的徐万智老人这几天心情格外复杂，他是这次去日本聆听细菌战诉讼的唯一受害者——当年染上鼠疫的他依靠土法侥幸逃生。

　　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案将于8月27日一审判决的消息传来后，受害最严重的常德市许多群众要求自费赴日声援。一个由69人组成的“赴东京声援细菌战诉讼代表团”很快成立，其中常德代表46人，浙江代表23人。

　　常德市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声援团秘书长陈玉芳介绍，声援团由细菌战受害者、受害者家属、医务工作者、大学教授、细菌战研究专家、法律工作者以及新闻记者组成。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发现鼠疫并积极救治的广德医院（现为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代表、当年发现鼠疫并始终参与救治的谭学华博士的两个儿子——谭家粼和谭家跃、当年被征用为隔离医院的徐家大屋的后人徐厚道等随团赴日。

　　声援团团长、常德市政协副主席蒯定勋告诉记者，声援团去日本的目的有三个：一是给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面对现实；二是给日本法官施加影响，让他们公正判决；三是对日本国民和民众进行宣传，要他们知道半个世纪前，他们对中国发动了惨无人道细菌战，要他们知道日军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给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声援团顾问、常德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杨万柱临行前表示，不管诉讼结果怎样，细菌战事实给中国人民造成很大伤害，无论如何，日本政府应该承认并谢罪，首先应该向受害人、受害家属谢罪。中国受害者索赔、讨还公道是理直气壮的事情，我们不能让原告孤立地去打官司，因此我们站出来声援。

　　在这之前的六七月份，湖南省长沙和常德等市的38万名学生签名声援细菌战诉讼，70多本厚厚的签名册赶在判决前已经送达日本法庭。陈玉芳说，日本律师希望中国民众公开表达自己的感情，让日本更多的人知道中国的感受，因此中国学生的声援签名册无疑是对诉讼的最大的声援。

　　陈玉芳赴日声援前对记者说，她们的行程是8月23日从常德起程乘火车到上海，然后转乘国际航班飞往日本，到日本后，和浙江省的23名声援成员会合。声援团除了当天在法庭旁听外，还在日本东京举行示威游行活动，并去日本国会举行演讲报告会。

　　随着有关资料的公开和国际社会的调查，日军细菌战事实日益清晰，中国各地的受害者及家属要求日本政府承担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先后有浙江省的衢州、宁波、江山、义乌市和湖南省常德市共180名受害者代表，将日本政府起诉至法庭，要求谢罪并赔偿。

　　细菌战浮出水面

　　1941年11月4日，湖南常德市大雾弥漫，一架日军轻型飞机飞临上空，常德城内立即响起刺耳的警报，居民们像往常一样慌忙地躲避空袭。可是这架飞机却没有投下炸弹，而是撒下一些破布、烂棉花等。几天之后，常德城内鼠疫流行，居民大量死亡，全城陷入一片哀伤、恐怖。
　　在此前后，浙江省的衢州、宁波、江山、义乌等市也爆发大规模的鼠疫，剥夺了许多无辜百姓的生命。一时间，这些地区人心惶惶，一片混乱。
　　可是，有谁会想到，他们竟然是被一种特殊的武器——传染病杀死的！四五十年后，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被发现，当年日本军队令人发指的细菌战逐渐浮出水面。
　　1993年，日本的研究人员从防卫厅研究所图书馆馆藏的井本雄男的日志中发现了多处细菌战的记述。井本雄男是当时日本731部队大本营参谋部作战科科员，作战期间写有23册业务日志。其中清楚记载着当时对常德实施细菌战的情景：航空班增田美保操纵九七式轻型轰炸机，5时30分从机场起飞，6时30分到达上空，从不到1000米的高度空投36公斤带鼠疫跳蚤的棉花、谷物等。投放时有“一侧撒布器开盖不充分，只好将整个容器连笼子投在西洞庭湖上。”
　　在良知的驱使和正义的感召下，一些日本老兵勇敢地揭露当年罪行，篠塚良雄就是一位忏悔老兵。今年5月，将近80岁的他第一次来到常德，向常德的受害者鞠躬谢罪。在这之前，他已在多种场合讲述过自己当年的罪行。“1939年我来到731部队，犯下了一生最大的罪行——为细菌战生产细菌。”篠塚良雄接着说：“我究竟生产了多少细菌？最多的时候用30小时生产了10公斤，这些细菌有霍乱、鼠疫、炭疽病菌等。此外还发明了大量传播鼠疫的跳蚤，我们把这些细菌用飞机送到南京等华中地区，或者以实地调查的名义撒播到各地，用来杀害大量中国人。”
　　“提起细菌战诉讼，不能不想到一位名叫森正孝的日本中学教师。”常德市对外友好协会秘书长、常德地区细菌战诉讼负责人陈玉芳女士说。森正孝为了弄清当时的历史真相，展开大量调查。1988年，他在调查中发现一个叫“荣字1644”的日本部队，发现细菌战的疑点。为此，森正孝利用假期到浙江省的义乌、金华、宁波等地调查，并拍摄电视专题片披露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回国后，森正孝发起成立“细菌战调查团”，并考虑通过法律途径帮助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讨还公道。

　　委托日本律师打官司

　　早在1994年10月，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崇山村村民向日本驻华大使馆递交了当地1万多村民署名的“联合诉状”，就日军当年实施细菌战所造成的伤害，向日本政府提出谢罪并赔偿的要求，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在浙江调查时，日本“细菌战调查团”听说湖南省常德曾发生过鼠疫。1996年11月，在一濑敬一郎律师的带领下，他们来到常德调查受害情况。陈玉芳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在与鸡鹅巷几位受害家属座谈时，调查团成员垂首起立，向他们谢罪，说：“我们的先辈在中国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我们深感惭愧，我们来常德就是为了弄清这段历史，为受害者讨回历史的公道。”
　　1996年底，日本律师再次来到常德，表示愿意接受细菌战受害者的委托，起诉日本政府。陈玉芳回忆说：“我们的受害者家属，一听说打官司，二话不说就签了字，压在他们心底的委屈实在是太久太久了，他们至少可以伸冤、控诉。”
　　要打官司就得有证据。为了调查清楚常德地区受害情况，一些受害者家属和志愿者自发成立“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接待室”，10多名志愿者在不要一分钱报酬的情况下，搞起了调查取证、整理资料等工作。不知从哪天起，在常德的农村经常看见背干粮、骑自行车走乡串户的老人，专门找村里的老人，打听几十年前的事情，他们就是“细菌战受害者接待室”的志愿者。有一年酷热的夏季，志愿者孙克富一个人一口气走了14个村，整整一个月没回家，调查到了3000名青壮年感染鼠疫，全部扔在荒山野岭的一个破瓦窑内的情况，在当地老人的带领下找到那座几十年都无人敢探视的废瓦窑。
　　在长达4年的调查中，常德志愿者们踏足10个县、30个乡的150多个村子，整理出了上万份控诉材料，将7000多名死亡者登记注册。这些调查有力地支持了律师的工作，同时也再现了当年的悲惨历史，引起了国内史学研究者和舆论的关注，他们整理的细菌战受害死亡名册已经存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日本侵略者在常德犯下的滔天罪行，终于穿透历史的尘埃，血淋淋地暴露出来。

　　漫漫诉讼路

　　经过前期大量的调查，1997年8月，中国浙江省和湖南常德市108名原告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正式起诉，1999年12月，又有72名原告加入诉讼队伍，他们强烈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义乌市崇山村原告王丽君说：“日本政府应该正式谢罪。我们并不是为了钱才诉讼的，如果拿到赔偿，我们要用赔偿金在曾经发生过细菌战争的村庄建立历史纪念馆。”
　　“从调查取证算起来，诉讼已经花了7年多时间。”代理律师一濑敬一郎5月份在常德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道。一濑律师1995年在中国哈尔滨召开的一个细菌战国际研讨会上，第一次听说了细菌战，随后他到中国调查受害情况，他在中国细菌战受害地调查10余次，成为这场诉讼忠诚的辩护律师。
　　一濑律师对记者说，一审经过27次庭审，一拖再拖的情况下，终于等到今年8月27日的一审判决。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不过意义深远，因为诉讼已经达到一定目的。第一，由于各种原因，细菌战长期不为人所知，这次诉讼将受害者的声音直接传到日本法庭；第二点，庭审中，井本雄男日志和其它客观资料已经日本一些细菌学家、医学家等前后11位专家认定，以及31位受害者直面法官的陈述，有力地揭露了细菌战罪行，指出实施细菌战的行为是完全违反国际法。
　　一濑律师介绍，目前在日本法庭上追究日本战争罪行的诉讼共有50多起，不仅仅是中国，韩国等亚洲其它国家的受害者也来到日本提起诉讼。其中有几个诉讼已经出了结果，认定了日本政府或日本企业的法律责任。他说：“细菌战是这些战争中最残酷的犯罪行为，我认为我们在法庭上从法律责任上已经成功地追究了日本的法律责任。”
　　中国原告代表团团长王选女士近日向记者表示， 这是一场艰苦而有漫长的诉讼，引起了国际媒体和学界的广泛关注。7年多来已有24位原告相继去世，为了使这场细菌战的审判成为对他们，以及无数的细菌战受害者们永远的安慰，原告团将不懈努力到最终。
　　王选还说，有关诉讼提出的受害部分，证据很充分。日本律师向法庭提交了480多件证据，其中绝大部分是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有相当部分是原告和受害者的直接证据。但是，诉讼提出的细菌战受害部分只是全部受害的冰山一角，全国绝大部分细菌战受害地的受害调查还没有开展。

　　细菌战诉讼让更多的人了解到60多年前发生的战争灾难，并引发人们对战争、和平和民族尊严等的思考。

　　日本相模女子大学女学生绢田亚纪子今年5月份在常德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我认为，对一些日本人来讲，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了解细菌战真相，因为目前日本对战争一无所知的年轻人太多了。”

　　绢田亚纪子本人是去年11月在一次日军731部队细菌战的图片展示会上了解到有关细菌战的情况。她说：“在学校进行的和平教育都是关于在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等，对于日军当年究竟发动了怎样的战争则很少涉及。”

　　“但是关于日军发动的细菌战，不仅中国的被害者，甚至连加害方的日军老兵都有证言，并且又发现了731部队的设施遗址、人体实验的报告书等许多重要证据，使细菌战的事实变得更加明确。”绢田亚纪子说：“对此如果日本政府还采取‘没有关系’的态度，的确需要认真反思。”

　　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郝媛媛是中国留学生。去年11月中旬，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她翻译细菌战诉讼的资料，这才使她了解到当年的细菌战罪行。她说：“在那之前，关于细菌战诉讼，我仅仅是从报道中略知一二。”、“当我第一次站在法庭上为那些受害者们作法庭翻译的时候，我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那些双鬓白发的老伯伯、老婆婆们在法庭上声泪俱下的控诉731部队惨无人道的罪行！日本政府做出了何种反应？这不能不让我陷入深深地思考之中。”

　　和中国的许多大学生一样，浙江工业大学的王烈辉对细菌战表示支持。不久前的一次纪念活动上，他对记者说：“作为和平时代的大学生，最怕淡忘那些苦难的历史。如果有一天中国原告——苦难、耻辱的承受者不在了，可是正义还没有实现，我们青年人会继续揭露真相，继续讨还公道。”

　　背景新闻一：细菌战——一场深重的灾难

　　目前，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辩护团调查清楚的中国细菌战受害状况如下：

　　一、日军于1940年10月在浙江省衢州市用飞机投下感染到鼠疫的跳蚤，从1940年10月到第二年12月，造成至少2000人死亡。衢州的鼠疫向相邻的义乌市区传播，从1941年9月到第二年3月，至少230人死亡，同时在崇山村造成至少196人死亡，在塔下洲至少103人死亡。鼠疫还从义乌市传播到东阳，从1941年10月到第二年4月，至少有113人死亡。

　　二、日军于1940年10月在浙江省宁波市上空用飞机投下感染到鼠疫的跳蚤，从1940年11月到同年12月，这一地区的细菌战受害者至少有109人。

　　三、日军1941年11月在湖南省常德市上空用飞机投下感染鼠疫的跳蚤，1941年11月到1945年1月间，常德市细菌战死亡人数至少达到7643人。

　　四、日军于1942年8月采取将混入霍乱菌的食物放到浙江省江山市的一些地方，引发鼠疫流行。1942年8月间，江山城区和农村的蔡家山、七里桥等地的死亡至少100人。

　　背景新闻二：关于细菌战审判

　　这次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中，180名原告是来自浙江省衢州市、宁波市、义乌市、东阳市、崇山村、塔下洲、江山市和湖南省常德市等8个地方的细菌战受害者，诉讼以日本政府为对象。第一次提诉是1997年8月，有108名原告；第二次提诉是1999年12月，有72名原告，目前两案并审。他们要求日本国政府道歉，并对每个原告进行1000万日元的损害赔偿。东京地方法院受理诉讼后，分别于1998年6次、1999年6次、2000年6次、2001年9次开庭审理，2001年12月26日第27次开庭终审，2002年8月27日一审判决。

　　背景新闻三：中国原告的诉讼请求及法律依据

　　原告针对被告的不法行为，提出3项主张：

　　一、根据《海牙条约》第三条、中国民法、日本民法中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社会公理，原告认为“在战争中，被告在中国实施了细菌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伤亡”。

　　二、根据日本国家赔偿法地一条，原告认为“战时及战后，被告将实施细菌战的事实彻底隐瞒，这不仅使被害者们向被告追究责任变得更加困难，还给被害者们增加了精神上的痛苦”。

　　三、根据日本国家赔偿法第一条，原告认为“在战后细菌战事实更加明朗化后，被告仍然殆于对被害者的损失进行补偿的立法，这也是给被害者们增加精神痛苦的行为”。

　　今年5月17日，日本731部队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辩护律师团副团长一濑敬一郎一行多人来到常德市，向原告通报有关诉讼情况。记者借机采访了一濑律师。

　　记者：目前这场官司进展如何？请谈一下您最初是怎样了解到细菌战对中国的伤害？

　　一濑：去年12月一审庭审已经结束，一审判决的日期一拖再拖，最后定于8月27日下午1点半开始在法庭接受判决结果。细算起来，诉讼从最初开始已经花了7年时间，对细菌站的事实对于中国受害者要求赔偿的迫切心情的了解我是1995年开始的。那时1995年在哈尔滨召开一个细菌战国际研讨会，会上我第一次听说了细菌战，此前对731部队了解一点，可对中国受害情况一无所知。之后，日本律师到中国调查受害情况，我们第一次来常德是1996年11月的事，当时情景至今清醒地记得。常德的人们不仅遭受细菌战攻击，而且在常德会战中受到日本军队的攻击，当然我们来常德调查的情况已经传达，可受害者不愿见日本学者和调查人员。这次访问常德中，浙江受害者和常德受害者决定联合起来起诉，此后，常德受害者努力进行受害情况调查。对常德市发动细菌战是1941年11月，日本方面对此记录是井本日记。从1940-1943年日本对中国进行的细菌战攻击，我们已经全部记录。

　　记者：根据您的判断，8月份的一审判决会是什么结果？

　　一濑：在27次的开庭审理中，我们达到了想要达到的目的。第一点受害者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的声音直接传到日本法庭，为什么说意义大，战后57年日本一直没有承认对中细菌战的事实，反而日政府一直在有意识地隐瞒事实，战后日本马上把哈尔滨的基地全部破坏，把作实验的中国人全部杀害。战后的东京审判中对南京大屠杀给予认定，可细菌战根本没有进入审判议程。另外在1997年末到1998年初，日本国会议院向政府提出细菌战，可政府不承认这一事实。从这一点讲，我们通过法律程序提起诉讼，意义重大。

　　另外一点关于事实细菌战的事实在法庭上陈述了事实，如果认定，意义就更大了。作为证据，井本雄南的日记和其他客观资料，在法庭上得到了日本细菌学家、医学家等的认定。前年11月至去年3月，共有11位专家在法庭上作证。中国受害者直接在法庭陈述受害情况，意义十分重大。前后共有31位受害者直面法官，陈述受害事实。

　　第三点意义关于日本政府责任问题，我们通过法律手段论证了日本政府承担的法律责任，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的灾难，在日本发动细菌战的三四十年代，日本行为也是完全违反国际法的，现在在日本法庭上追究日本战争罪行的一共有50多起，中受害者最初提出是1995年的事情，不光中国，韩国和亚洲其他地方的受害者来到日本提起诉讼。在其中有几个诉讼出了结果，认定了日本政府或日本企业的法律责任，细菌战是这些战争中最残酷的犯罪行为，我认为我们在法庭上从法律责任上成功地追究了日本的法律责任。

　　记者：听说在细菌战受害案开庭的同时，还有几十起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案在进行，与这些诉讼相比，细菌战受害案诉讼有何特点？

　　一濑：细菌战受害案是第一个采用中国原告直接出庭的对日索赔案。细菌战历史是日本政府想完全隐瞒的历史。细菌战受害案起诉的第一目标是要迫使日本政府承认细菌战历史事实。在第二阶段的庭审中，东京法庭采纳了律师团的要求，同意14名证人出庭作证（后因１名证人去世，1名证人去美国，只有12名证人出庭），这是其他诉讼没能做到的事情。这说明事实本身的力量在影响法庭。12名证人中，有731部队航空班的老兵，有研究细菌战历史的学者，有当年的历史见证人，他们都证明了细菌战是侵华日军实施过的战争犯罪。从目前的情况分析，我们实现第一目标的可能性非常大。

　　记者：您作为一名日本律师给中国人打这场特殊的官司，您对自己的行为有何评价？

　　一濑：日本右翼势力猖獗，是有一定历史渊源的。日本从1982年的教科书案起，就存在着对历史认识问题的左右偏差。有的人认为当年日本军队是执行天皇命令，他们企图美化半个世纪前日本对亚洲人民的犯罪。1997年要求已被国际限制的日本自卫队派往海外，1999年日本又通过国旗国歌法案，这一切逐渐煽动了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思潮复活。最近又出现了一个很反动的编写教科书组织，他们歪曲事实，美化侵略，不让日本的后代知道历史真相。这不仅令中国人民、亚洲人民愤慨，也令有正义感的日本人民愤怒。在日本，被财团操纵的右翼势力很大，但爱好和平的人民力量也不能忽视，目前在东京开庭的几十起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案大多数都是由日本正义律师代理，而且每一起诉讼背后都有强大的日本左翼社会团体支持。比如说这次同行的后援团、和平资料馆成员都是日本左翼团体。他们都在致力于遏制右翼势力战争意识膨胀活动。日本战后确立了一个《和平宪法》，基本条款就是无论政府态度怎样，日本国民坚决反对战争。所以说，我们坚决地打这场官司不仅是为中国受害者，更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能实现和平宪法所争取的目标。我们希望中日两国真正友好，这种友好必须建立在正确认识历史的基础上。所以说，我们不遗余力地参加细菌战诉讼并为争取日本政府认罪、赔偿不懈努力本身就是对右翼势力的一个沉重打击。我们认为这个诉讼的意义相当深远。铭记那场灾难。

　　我是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731部队的一员，我非常幸运的是战后被作为战犯关在抚顺管理所，在哪里我知道了做人的道理，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我从一个日本鬼子变成真正的人，并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谢罪和怎样谢罪，谢罪不是口头说，是行动表达出来的，在这里我们受到了人道主义的对待，1100多战犯坦白了战争事实。那是1956年对我们罪恶的战犯中国政府实行宽大政策让我们回到日本，回到日本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向周围的朋友讲述了战争事实，说明日本在中国犯下了怎样的罪行，可日本右翼和政府对我们相当冷淡，但日本人中有良心的人支持我们的活动。

　　日本731部队当年在天皇的名义下究竟做了些什么？1939年我来到731部队，在这里我犯下了一生最大的罪行——为细菌战生产细菌。从1939年来到到1943年，我实验生产了多少细菌呢？最多的时候用30小时生产了10公斤细菌，培养的细菌多种多样，包括霍乱、鼠疫、炭疽病菌等，此外发明了大量传播鼠疫的跳蚤，我们生产的跳蚤和其他细菌用飞机送到中国的南京，在这里作为细菌武器它杀害了大量中国人，另外在事实细菌战的同时，以调查实地为名义，到各地散布细菌，日军在这时实施了残酷的人体实验。关于这些我想当时受害者的中国人们的亲身体验。这些犯罪行为是在接到最高命令的情况下实施的。

　　1942年11月开始，我参加了活体解剖实验，用来做实验的大多数是抗日分子。直到今天，我都记得，我最初参加解剖一个中国男人的事情。那是一个头脑清晰具有知识分子风度的人。他已经感染了疫病全身发黑。他用眼光瞪着我，我不敢直视。班长命令我给他洗身体时，我的手直哆嗦。拿手术刀的班付将校向我发出“快点干”的信号，我就闭着眼睛用刷子洗了他的脸部，当班人员用听诊器听到他的心脏在跳动，解剖就开始了。我按命令取出他的脏器，把事先准备好的洋粉培地（类似防腐剂的东西）涂上去……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对5个中国人进行了活体解剖，班长表扬我说：“你终于成了一个有用的人。”

　　犯下罪行的731部队隐瞒了事实成功逃回日本，这个犯罪集团回日后想方设法隐瞒犯罪实事，日本政府应该是十分明白他们的犯罪事实，这些逃回日本国内的战犯有些成功回到大学做教授，或到研究所搞研究，后来731部队的一个人在日本也搞了很多人体实验，最近他们又把卖医药制品等，使很多人感染到C型肝炎，将来要癌的，害了很多日本人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可以说日本政府一贯对恶劣的犯罪行为和人放任自流，所以我说他是中国和日本人共同的敌人。我因为下级的兵，对上级的很多不知道，我刚才讲的是我亲身参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