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际反贪联合会第一次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来自全球137个国家和地区、12个国际组织和机构的近1000名代表出席大会。这堪称是反腐败的盛会。中国代表在会上指出，我国反腐败强调教育、制度、监督并重，三者发挥整体效能，统一于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之中（10月24日新华网）。这不仅宣示了中国反腐败的决心，也展示了中国“体系反腐”的战略决策。
    
    所谓“体系反腐”，按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说法，就是建立一个“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一战略决策的意义，诚如与会的中国代表所言：在于通过加大思想教育的力度，筑牢“不愿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加强预防腐败的立法工作和制度建设，织密“不能腐败”的制度防线；完善多层次的监督体系，构建“不敢腐败”的监督防线。三道防线“并重”，不仅能“惩治”腐败，而且能“预防”腐败，确属标本兼治的反腐败良策。
    
    只是讲“并重”，并不等于不能有所“侧重”。譬如思想教育，使绝大多数干部“不愿腐败”，它无疑是重要的。从理论上讲，要是“教育”真能筑牢人的思想道德防线，腐败现象就不会出现，“制度”与“监督”，也就可有可无。事实呢？单靠“教育”来解决腐败问题，效果往往是非常有限的。别信贪官写的忏悔录，他们总是说自己放松了学习，埋怨组织忽略了对他们的教育……那真是天真得可笑，也自欺欺人得可耻。试想，哪个贪官不知道贪污受贿是犯罪？有许多贪官，落马之前还特别擅长给干部作反腐败的报告。以所谓的“特殊材料”来期许这些贪官，真的以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教育，就可以不必过于依赖“制度”与“监督”，这恰恰是反腐败多年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原因之一。曾经有过“制度”与“监督”相对薄弱的情形，其中就有过分看重“教育”的因素。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总结的教训。
    
    通过“教育”，绝大多数官员都会变得“不愿腐败”，但在设置“制度”和“监督”这两道防线时，却应该把所有的官员都假设成“必然会腐败”的。这样，才会在“制度”上从严设定，才有可能让官员手中的权力，只能按法规办事，按程序办事。该办的不办不成，不该办的想办也办不成。然后，再将各种监督的资源整合起来，确保“监督”的及时、到位，稍有风吹草动就预警，一有蛛丝马迹就显形，不给腐败任何得逞之机。有了这样的“制度”与“监督”，不影响好官做好事，却能让贪官做不成坏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既要教育、制度与监督并重，也要侧重于“制度”与“监督”。因为这既是相对薄弱的两大领域，也是相对艰难的两项工作。
    
    就“制度”与“监督”而言，“并重”之外也应有所“侧重”。贪官为什么能拿别人的钱，就因为他能不按法规、不按程序地给别人办事。如果有刚性的制度摆着，官位再高，权力再大，要想违背法规、违背程序，不放到阳光底下，搞暗箱操作，什么事也办不成；那么，贪官的手伸得再长，口开得再大，怕也不会有谁给他送钱。否则，制度漏洞百出，监督就不免捉襟见肘。尤其是在一些权力集中的领域，腐败犯罪呈现同一岗位前“腐”后继、窝案、串案多发、频发等严峻的现实，权力、动机与机会共同构成腐败的本源，要彻底切断腐败行为发生的链条，从根本上遏制和防范腐败的发生，“体系反腐”，不仅要讲“并重”，更要讲“侧重”，而重中之重的，无疑是制度建设。
(编辑:红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