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物:李希光（清华大学国际新闻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杨君：李希光教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您认为现在这个社会做传媒，是不是需要一点时代精神？

最简单的东西是最美的

　　李希光：是这样的， 特别是搞传媒这个专业，因为传媒本身更多的是从事新闻报道，是离不开时代的。

　　杨君：您觉得我们这种现代化的设备，包括我们的观念跟您的学术能够吻合吗？

　　李希光：我们做新闻报道，做传媒研究，离不开传播技术的发展。离开了传播技术的发展，传媒研究与教学就会很脱离现实的。

　　杨君：我们今天要录制数字化的李希光。数字化是今天传媒发展最新潮流.您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能感觉到我们的用意吗？

　　李希光：你们的演播室看上去很简单，但是简单就是最美的东西，高技术越发展，使用起来越简单，看上去越简单。

　　杨君：我看到您的简历，我知道您在新华社从事了多年的记者工作，参加过重大的系列报道，都有哪些报道？

    李希光：我在新华社当了11年记者。我做过科学记者、文化记者、考古记者、政治记者。在国内、国外都做过记者。我终身难忘的是我在丝绸之路上的海洋、草原和沙漠路线远征了三年。

    杨君：您说是三年的时间。

　　李希光：十三年前，我差不多花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从海上丝绸之路、草原、沙漠、游牧路线、佛教路线，跟一些考古学家一块考察采访。

　　杨君：那是哪一年？

　　李希光：1990年开始，一直到1993年结束。那时还是在新华社。

新闻是不停地在路上寻找美丽的故事

   杨君：怎么会想到去采访丝绸之路？

　　李希光：正巧那个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这个项目，需要有记者和学者参加，最后把我选上了，让我以青年学者的身份参加的。

   杨君：您当时怎么会用三年的时间走丝绸之路,三年是一个宝贵的时间？

    李希光：这也是一个机遇，正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远征地，需要一个记者做全程采访，我被他们选中，作为青年学者跟着远征队，从威尼斯出发，在海上丝绸之路，坐一条船。阿拉伯国家阿曼的苏丹卡布斯国王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船，我们在海上沿着马可波罗的路线漂流了半年。后来我们又从外蒙古最西部的科布多出发，沿着远古的游牧路线考察。在草原路线采访中，我们沿着成吉思汗东征的路线，沿着伊朗、伊拉克、阿富汗等国的边境，从土库曼斯坦出发，穿越中亚沙漠和草原，经过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地。 我们考察了天方夜谭故事中的城市希瓦、著名的花拉子模国遗址、撒马尔汗古城。这是一次既冒险又浪漫的一种旅行。

　　杨君：当时您的这条船在海上漂流了半年，没有漂到一个找不着的地方去？(笑)

　　李希光：不会，因为我们海上丝绸之路考察船上使用的设备跟你今天摄影棚的设备一样，具有高技术。那是由阿曼苏丹王提供的，是他个人的护卫舰。海上通讯使用的是最先进的海上卫星，还有淡水净化装置。我们沿途在当年阿拉伯水手辛巴德、中国航海家郑和和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停留的22个古港口停泊上岸考察采访。

　　杨君：这三年其实是你人生非常丰厚的三年。

　　李希光：这可能对任何一位新闻记者或是传播学者都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和学术资源。也许，这也可能招惹个别同行的嫉妒。今天再像当年那样沿着我走过的这条道路重新走一边，几乎不可能了。虽然今天我们生活在全球传播时代，具备当年我无法想象的通讯设备。但是，今天由于战乱，从阿富汗、到中亚，到车臣一直到今天的伊拉克战争，都不可能再有这场东西方对话的交流和思想文化的传播了。因为当时远征的名称就叫“东西方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探险，今天，虽然生活在称之为的全球化时代，但这种时代让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东西方文明的冲突，甚至是东西方文明和宗教之间的战争。如美国和伊拉克之间的冲突，从文化的深层意义上看，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东方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哈佛大学的亨挺顿教授早在几年前就预言了这样一场冲突。在10多年前，人们虽然生活在非全球化的时代，但是，那个时代更讲究对话和对称传播与交流。当时，我半年之内走了23个国家，基本上是入境落地签证。 而今天要这样走下来将会非常困难和危险。比如，你今天敢不敢走进阿富汗、伊拉克采访采访这条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交通大道和文明传播大道？

　　杨君：你当时在这条交通大道上都看到什么？

　　李希光：无论是在草原路线上，或者是走在沙漠路线上，我当时带的是一本很老的地图，还带了一本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那是差不多一千多年前，唐玄奘去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取经的时候，沿途写的采访笔记。上面记载了沿途很多古代的地名。通过对照今天的地名和唐玄奘时代的地名，你会发现很多有趣的故事。同时，我还带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那里记载了沿途古代的风土人情。

　　杨君：感觉您跟现代马可·波罗似的。

    李希光：我是在学习玄奘和马可.波罗找故事和讲故事的方式，寻找东西方文明交通大道上的新故事和老故事。在今天的现实中找到古代有意思的故事。三年的采访考察回来后，我出了一本书，同时与朋友合作出了一本画册。

    杨君：您当时沿途也采写新闻报道发回国内？

　　李希光：我差不多每天要往北京发新闻稿件，无论是在沙漠里、在草原上、在海上都要发稿。当时，通讯确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很羡慕今天的记者有非常好的传播技术手段。比如，我当时在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之间的边境上采访。那时是战乱之后，当地几乎没有任何通讯设备。我当时走到捷尔梅兹镇，这是苏联红军当年从阿富汗撤军的重镇。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边境上有条界河。塔吉克斯坦这边有一片苏联红军烈士墓，那是苏联入侵阿富汗阵亡的苏军将士。我想在这个地方发一条稿件，但是，稿件发不回来。虽然那个地方距离中国新疆只有几百公里。

　　杨君：当时还没有互联网。

　　李希光：不可能有互联网，连发传真发电报都不可能。当时，我们考察队的领队是一个黑人，他正好要离开我们去法国。我让他把我写的稿件带到巴黎，通过巴黎传真发到北京。在塔吉克斯坦可以看到天山的雪峰，但是稿件却无法翻阅天山。

　　杨君：翻不过去这道山,那么一切都不同了。

　　李希光：传输技术是很落后的。

　　杨君：所以看来传播技术带来传播观念的变化一点没错。

    李希光：但是内容不会变，故事不会改变。内容永远是找最有意思的故事，包括你做的这个节目。你是希望每位嘉宾讲出有意思的故事，否则观众可能会厌倦地跑掉了，听不下去了。

最重大的新闻是那些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故事

　　杨君：我应该请您做我的顾问。李希光老师，您做过新华社的记者，有这么特殊的经历，肯定也参与了一些重大事件的报道。

　　李希光：重大事件我不知道您指什么，要是指与普通的老百姓利益相关的事情，还是和中国国家领导人相关的，还是和国际领导人相关的？我永远难忘的是我当年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写的第一篇调查性报道。当时在中国的安徽发生了一场煤矿冒顶事故，下面出水了，我得到消息之后，买了一张硬座火车票，坐了一天一夜又换长途汽车，到了安徽省萧县的孤山煤矿。当时一共20多个煤矿工人被淹在井下。我背了一台英文打字机去现场采写，那时没电脑，是在1986年春节期间，差不多17年前，在那个地方一边采访一边写。经过一天一夜的采访和写作，第二天我在打字机上打出了一篇长大一个整版的英文特稿，然后，用挂号邮寄给《中国日报》。为什么用英文写？因为那时用中文写发不掉，没有报纸会采用。在17年前中国的媒体不像今天这么开放，出事故的消息很难发，更别说从人性的角度写的调查性报道。当地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的一个摄影干事比较配合，送给我了一张他拍摄的救人的照片。三天以后，我的文字和那张照片在《中国日报》见报了。当天，美联社不仅详细转发了文字，而且美联社专门购买了这张照片的版权，一下全世界全知道了。所以我感觉媒体最重要的作用还是要报道与老百姓相关的故事和新闻，你说重要不重要。

    再一个例子是我离开记者的岗位之前，大概是我最后一两次采访。比较有影响的一次是采访报道克林顿他攀登长城，新华社让我带4个记者现场报道。当时，宣传主管部门规定，克林顿攀登长城只能综合在他当日活动的其他消息中，不得单独发消息，即所谓不得炒作。早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结束中美两国长达20年的敌对时，他站在长城上说，“这是一堵伟大的墙。”1984年里根总统爬上长城后说，“令人敬畏， 令人神往。” 我当时认为，我们在记录历史的重要时刻，不是在做宣传。宣传部门不准新华社发克林顿攀登长城的特稿，我们可以理解为不准发中文特稿。那么，我们就通过新华社发一篇英文特稿。我上了长城后发现很有意思，我就像摄像机一样把各种细节用文字记录下来，读者读起来有一种现场感，有一种视觉画面，写了一篇英文新闻特写《“你是到了长城的美国好汉”》通过新华社的电波传到了世界各地。结果大家一看，都认为很好，还被评为新华社当年的优秀新闻，评委们似乎忘记了这篇稿件事实上违背了当时的宣传限制。

    再有一个例子是我1998年深秋，我当时担任政治编辑室主任，编辑室驻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记者倪四义这天采访全国人大例会回来告诉我，全国人大这次李会将审议通过《婚姻法》修改草案。历来我们的法律修改都是在人大通过之后才可以公开报道。倪四义告诉我，这届人大常委会很可能要通过《婚姻法》修改草案。我认为，在政治民主化的今天，中国修改任何一项法律，都必须要通过公共讨论，更何况是与每个公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婚姻法的修改。我要倪四义立即就人大将审议《婚姻法》修改草案发消息。倪四义说，人大可能不让发消息，而且历史上，新华社从来没有就人大正在争论的法律单独公开报道过。我活，“我们不妨试一下。只要我们写的公正，即平衡地报道争论双方的观点，是有可能播发出去的。“ 为了求得新闻的公正，我对稿件的导语、平衡地采访争论观点、双方被采访者被应用的字数大体相等、客观地提供背景、记者不可表达观点等技术上和写作技巧上等一一作了部署。结果我们经过种种努力，用了九百字把全国人大准备修改《婚姻法》的消息报道出去了，其结果在全国引起了一场大争论。从《南方周末》到《北京青年报》纷纷开专门讨论辩论。据了解，全国妇联的这个婚姻法修改草案起草小组原来想在1998年通过，但是经过这场公开讨论，一直到2001年才获得通过。这个例子把媒体的存在意义体现出来了，任何一个涉及公众、涉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策、法律出台，必须经过人民群众在媒体上的公开的讨论和辩论。我感觉到媒体第一次在中国立法方面起到作用，修改法律或者立法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我更感觉到媒体新闻的舆论监督作用非常重要。

新闻的力量来自报道的视觉化

　　杨君：我认为您做记者，是一位相当敏锐的记者，同时是开拓性的、有思辩力的记者，你能够知道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新闻是媒体能够刊播的，刊播后能产生影响，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您还是一个很有视觉感的新闻记者，那时也许您还跟电视离得很远。现在您的视觉感觉更强了。

　　李希光：我认为新闻的报道就是视觉化，您使用的每一个文字让读者看到一种画面。如果读者通过你的文字看不到画面，你的报道就是失败的。所以，我强调新闻的视觉化，或者感觉化。视觉只是感觉的一种，我跟学生或者过去跟新华社的同事讲，如果采写一篇新闻报道，一定要让读者感觉到你的文字的力量，感觉到你故事中的细节，这种感觉或者是视觉的，要通过你的文字看到一种画面，或者是一种嗅觉的，通过你的文字能闻到新闻现场的味道，也可能是一种触觉，通过你的文字能触摸到新闻报道人物的喜怒哀乐的情绪，这就是新闻的力量。

　　杨君：所以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仅仅是描述性的。

　　李希光：我强调的新闻报道，更多的是展示，我希望新闻媒体做的更多的是像摄像机一样，不是一个记者在那里滔滔不绝地的发表评论，发表分析和言论。记者只能用事实陈述、讲述这个故事，不能用自己的观点和记者的感情说话。记者的感情和观点只能通过事实的选择来表达。

　　杨君：通过一定的事实表达隐含的想法和观点，而且应该是尊重事实的，也是客观公正的，这是基本的原则。我也知道您做了很多年的记者之后，新华社的记者，其间还去美国做了《华盛顿邮报》的访问记者。

李希光：1995年我在《华盛顿邮报》国内部做记者，主要是报道环境、科技、医学、人口等科学密切相关的新闻。作为一个中国记者到了美国一个主流媒体工作，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敬业。记者的敬业既体现在记者本人对新闻职业的奉献精神，更体现在社会对记者的尊敬上。《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大报记者的收入很高，大多数记者的本科都是哈佛等名校毕业的。而且在美国，多是那些聪明、有才华的才可以当上记者。但是大部分美国媒体的收入不高，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做记者？因为他们为了精神上的满足，他们认为做记者可以为别人服务。记者没有自己的名利，他是帮别人出名，让别人发财，记者更多的是站在公众的利益。他把报道真相作为个人的追求。如果一旦一个大架构关心的故事被报道出去，大家分享了，比他当某个工商企业的老板发一笔小财还要幸福。

　　杨君：这种感受是内心的体验。当时怎么会有一个机会，使您能够到很主流的美国的媒体工作？

李希光：古人云,凡事可遇不可求。但是对我来讲, 可遇又可求。所谓求,意思是指机遇属于那些努力拼搏，任何时候都不懈怠的人。当年，我身背沉重的机械打字机在丝绸之路的沙漠路线、草原路线、海洋路线、游牧路线和佛建路线等采访了断断续续三年。无路路途如何艰险、颠簸，我坚持每天写采访笔记、坚持发稿，在国内外发表了很多文章，特别是英文报道发表了很多，大概发表了200多篇英文专稿和50多篇英文调查报道，在国际上，至少在这个圈内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的。

　　杨君：至少应该叫“背着打字机的李希光”。

    李希光：对，我现在是背着电脑，过去是走到哪里背着一个很笨重的打字机，我今天还把当年丝绸之路上的打字机摆在我的办公室里，让学生们看，看看中国传播技术的发展，从打字机到电脑的传播技术发展历程。不要忘记，最早的中国人使用的是毛笔。《华盛顿邮报》已故总编辑阿尔佛来德家族的基金会每年要从全世界选十个国际青年记者，要求35岁以下，1995年那年我正好35岁，有一定经验的，当然英文要非常好，可以用英文采访、写作的，到美国10家主流媒体当记者，美国十家大报一张大报接收一个。正巧这个基金会的主要负责人本人是中亚文化和中亚问题的专家和爱好者，他在200多个候选人中看了我的丝绸之路作品，可能觉得我的丝绸之路作品对他比较有意思，讲的是中西方文明对话、交流的，也有冲突，很有意思，讲的全是故事，从探险的角度，从文明的角度，文化的角度探讨中西方文明的相撞。《华盛顿邮报》总编辑鲍勃则看上了我在《中国日报》上1986年前后发表得那些人物故事，其中的某些大人物在1989年以后到了美国。最后他们确定请我去《华盛顿邮报》做访问记者。

国际化视角来自哪里？

　　杨君：做了国际记者之后，肯定视点是国际化的，面对的世界也完全不一样。

　　李希光：这倒不是的。我早在去美国之前就一直在永国际视角观察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不见得你到了美国就有国际视角。有的人到了美国在唐人街生活一辈子、获除了上课，整天在中国餐厅打工、或整天呆在实验室里，那样是不会形成国际视角的。一个人可能一辈子不出国，但是，也可能会产生国际视角，这要看他平时阅读和使用的是否是国际媒体。我从读大学、念研究生、到新华社工作，每天差不多花3到5个小时收听国际广播、阅读外电外报、观看国际电视新闻报道。况且，我在新华社一直从事对外新闻报道，面向的就是国际受众，我一直在努力用有一种全球视觉或者全球语境报道中国和世界发生的新闻。

　　杨君：他们说新华社的记者要求有两个视点，国内报道的要有全国视点，发的稿子全国要采用，国际报道的要有国际视点。

   李希光：我当记者的时候，最令我的同事羡慕的是我的新闻敏感。我做编辑室主任期间，要与新华社各分社联络，组织新闻报道稿件。今天把这种组织报道工作称之为策划，我更喜欢称之为组织，因为策划有一点嫌疑，好像你在制造新闻。我是通过分社，还有各个记者提供的线索，组织大家采访，帮他们设计采访问题、确定采访对象、琢磨报道的角度、导语的写作、背景的使用、直接引语的运用等等，和编辑室的记者以及分社的记者一块研究。多数情况下，我看了经过我们精心采访写作的的稿子，我都可以准确地确定这篇稿件最后能否被西方通讯社转发。甚至我可以预见这篇报道能被路透社、美联社还是法新社采用，还是三家一块采用，甚至是香港的哪家报纸用哪一个版，放在这个版的头条，我可以做到基本上这个预测，直到今天我仍然相信我有这个能力，新华社的那条报道，包括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那条消息播出之后，西方媒体会选用那一条，大概我基本上都能预测到。当年我在新华社给编辑室同事发奖金是按照外电采用来法的，外电采用一条给30块钱奖金。当时我跟记者讲，你要多多处取采访。年轻的记者不愿意，说太累了。我说，你采访一条消息如果有两家外电采用，等于可以额外多拿60块钱。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那时记者的每月工资也就几百元钱。

　　杨君：你怎么会感觉到某条新闻会被两家西方媒体采用呢？

　　李希光：比如，在90年代中期，海淀区法院开庭审判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案。北大有个学生吵架，一个告另一个偷用他的电子邮件，搞的最后美国大学没录取他，就告到法院。海淀区开庭那天，我要我编辑室的一个记者去报道。记者采访回来把稿子交给了发稿中心，发稿中心值班的老编辑说，“新华社怎么可以报道与互联网有关的新闻？互联网是帝国主义颠覆中国的工具。“记者跑到我办公室发牢骚，说，“辛辛苦苦采写的稿件被枪毙了，我不干了。“ 我跟她说半开玩笑说，“不要急，这个老编辑那里通不过，我们找更高的领导签发。不要放弃，何况这篇稿件一定会被至少三家外电采用，你会因此发一笔小财。“经过我们种种努力，新华社播发了。果然这篇稿件播发三小时后，西方驻京的记者全部采用或转发了这条稿件。这个记者获得了100元奖金！

　　杨君：您怎么会有这个眼光和感觉，觉得这条新闻是具有国际性的？

　　李希光：所谓新闻敏感与你对你的读者和观众需求了解的程度有关。我相信在重大新闻报道上难有内外之别。在新闻的人性化报道上，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兴趣点应该是一样的。我相信新闻是故事，为什么？你可以看看我和我的学生们刚刚出版的一本书，就是《找故事的艺术》，其实就是找新闻的艺术。任何一条好新闻，它必然是一个好听的故事，人类从有自己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那天起，都在讲述故事。文字记叙的也是故事，从荷马史诗，到司马迁，到唐玄奘，到马可·波罗，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包括莎士比亚，都是在讲一个美好的故事，新闻也是讲故事，只不过新闻有时效性更强一些。

　　杨君：讲故事有几大要素?

　　李希光：时效性更强一些。既然大家都在讲故事，故事一个共同点就是人性化的东西，人性化的东西是最好听的故事。只要坚持这一点，新闻的人性化、人情味，它就是国际化的，国际上喜欢看的国内当然喜欢看。为什么在媒体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参考消息》发行量仍然保持全国第一？而且，其它媒体又办起了国际性的报纸如《环球时报》、《二十一世纪全球报道》，最近新华社又办了一个《国际先驱论坛报》，全是报道国际视觉的国际新闻的，因为大家都喜欢看国际视觉的东西。

如何解释中国海外媒体面临的困境？

   杨君：中央电视台办的对海外播出的频道，CCTV-9和CCTV-4,外国人看吗？

   李希光：CCTV-9和CCTV-4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因为我长期从事对外新闻报道新闻工作。这几年到了清华之后，我更多的是研究国际传播，我很关注CCTV-9和CCTV-4。我觉得它们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个就是人性化不足，另外新闻不够。为什么人性化不足？同中央电视台的对内广播的新闻节目相比，某些报道可能比国内要显得专业化一点。但是从国际视角看，新闻报道缺乏故事性和人性化。再一个是这两个频道的新闻节目缺乏市场针对性。既然英语广播以对美国观众为主，或者是中文广播，也是针对北美地区，但是，缺乏当地人关心的当地新闻。不报道美国人关心的，只报道中国宣传部门想要别人关心的问题，而不去报道美国当地的新闻，不去报道美国各个城市的天气预报，更不去报道美国小城镇的天气预报。在当前市场竞争情况下，新闻核心竞争力，除了故事性之外，还有相关性。如果这条新闻跟美国普通观众毫无关系，他们不会去看的。中国开个会跟美国观众毫无相关，如中国召开全国运动会、大学生运动会、农民运动会，等，他们不会看的。他们要看那些跟他们相关的内容和话题。什么是与他们相关的内容？美国某个小城镇小学的开学典礼或者毕业典礼可能比中国开个全国性的表彰大会更有新闻价值。中央电视台的海外广播要走新闻节目本地化和地域化的道路。

　　杨君：所以中国新闻虽然在天上飞，但似乎跟人家的生活离得很远。

　　李希光：中央电视台的海外节目由于是对外报道，长期的一个宣传政策是要强调正面报道。结果，中央电视台的海外频道连国内受众比较高的《新闻调查》、《焦点访谈》这些节目都不转播。但是恰恰相反，反而这些节目在海外拥有受众，而这些节目是国外记者拍不到的，我们不转播。但问题是

再谈“妖魔化”

　　杨君：当然办频道有个人的问题，就是取向和它本身对国际化认知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应该是这样的。我也知道您研究了很多方向，除了国内的传播领域，还研究了西方主流媒体的传播，您也写了一本妖魔化中国的书，说美国媒体怎么妖魔化中国。这个问题在您提出之前，可能很多人并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国外的人这么不喜欢中国，或者很多人有这样那样的偏见。

　　李希光：应该从两个方面看这个问题。从商业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媒体要想引起观众或者受众的注意，抓住你的眼球，必须有一个耸人听闻的、煽情的东西。什么最煽情？仇恨，煽动仇恨的东西，让你生气。美国媒体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个坏蛋。冷战时期是苏联，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了坏蛋，现在的坏蛋变成了萨达姆·侯塞因、拉登，还有北朝鲜。每个时期都有一个“坏蛋”，这就像一场球赛似的，不能没有对手，没有对手这个球赛一点不兴奋，这就是好莱坞的手法。可以获得很大的观众。从商业角度可以这样理解。

　　杨君：这是美国媒体一种策略或者一个战略，或者一个方针、宗旨，树立敌人，在媒体当中，还是美国人本身的一种精神？

　　李希光：讲故事本身需要有一个冲突。什么叫故事？故事就是冲突，有好人和坏蛋的冲突，最大的坏蛋就是妖魔，一般的小坏蛋，小偷小摸没关系，最大的坏蛋是残杀人性。什么叫妖魔化？就是把这个人描写成是世界上最邪恶的，是上帝的敌人撒旦。美国的文明是犹太基督教文化传统，相信上帝。根据布什在清华的演讲，美国的老百姓中至少90%是信上帝的，他们最恨的就是不信上帝的人。妖魔和撒旦都是来自不信上帝的人中间。

　　杨君：妖魔化这个词当然在中国第一次听到您提出，后来我们也发现有各种各样妖魔化，其它现象的问题出现。但是在国内媒体，可能由于本身国家属性的原因，像这样的情况比较少。

　　李希光：妖魔化在新闻报道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妖魔化是不顾事实把对方描绘得一团漆黑，到处充满了垃圾和邪恶。但是，一家媒体一般不会妖魔化本国或本地区，一般都是妖魔化别人。比如，美国媒体为什么能成功地妖魔化中国？这是因为大多数美国老百姓或者没到过中国，或者不了解中国，平时也不关心中国。但是，由于传统上美国媒体的国内报道是敢于批评和揭露政府的，而且媒体在国内的揭露性报道中往往是正确的和真实的。再则，美国媒体不敢不批评自己的政府，如果《纽约时报》不揭露总统的丑闻，《华盛顿邮报》就会揭露，在信誉上和商业竞争上就会输掉了。但是国际报道涉及到美国公众利益、国家安全，各个媒体基本上一致对外。因此，老百姓认为美国媒体对任何人或任何事的批评都是正确的和真实的。大多数美国老百姓都没来过中国，他们相信美国媒体说的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美国媒体的妖魔化可以在本社区不了解中国情况的老百姓中发挥作用。但是对于那些了解中国的或常常往来于中美之间的华人如杨振宁、李政道，在他们面前妖魔化中国，只会让他们对媒体产生不信任感。当然不能说妖魔化镜头下暴露中国的一切都是假的，应该说很多镜头和细节都是事实，但是这些事实都是经过认真筛选后呈现给观众的。比如，天安门广场摆了十盆东西，七盆鲜花，三盆垃圾，他只拍摄三盆垃圾，在美国的电视上播放。这种镜头是真实的画面？还是虚假的画面？

　　杨君：地上本来很干净，就那一片树叶。

　　李希光：但是没来过中国的美国老百姓，可能就会相信中国就是一堆垃圾。

　　杨君：那是把缺点放大，以达到目的。

　　李希光：这是可以理解的艺术夸张手法，好莱坞的英雄是夸张的出来的，坏蛋也是夸张出来的。平庸的人物和故事有谁会看？

　　杨君：其实美国的新闻主流受了好莱坞夸张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李希光：这种手法就是讲故事，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努力在我的教学中，在我的研究中，在我的讲课中转变大家的观念。我引进一个新闻学的新概念，既新闻故事化，报道新闻就是找故事和写故事，这样我们的新闻才有力量，才有感染力。

　　杨君：原来的新闻可能就是新闻，但是它之所以没有感染力的原因就是没有戏剧性。

　　李希光：原来也不是新闻，新闻是一种故事。我在美国当记者期间，我讲写新闻，不讲写新闻（writing news），大家会觉得很可笑的，就是讲故事(writing stories)。

　　杨君：其实在那个地方，本身已经有这个含义。

    李希光：新闻就是冲突，不同利益的冲突，好人和坏人的冲突。现在大家最爱看的新闻，抓贪官的，或者抓罪犯的。抓贪官的就是一个弱势和贪官做斗争。一个冲突就是抓罪犯就是警匪斗争，所以大家爱看，这本身就是个故事，最好的新闻就是故事。包括两会期间，报道两会，大家爱看两会上代表们之间的争论或者不同意见的交锋。

为什么媒体人不等于记者？

　　杨君：您很有趣，您做了那么多年新华社的记者，在国外当过记者也作过新闻学研究，您回到了国内，在清华大学任教，同时带了很多学生，有各种各样方面的论述。我觉得您的视点跟很多搞媒体和传媒的人不同，就是您的视点具有非常鲜明的个人的风格。

　　李希光：这也不是我个人的风格，我不敢说是我个人的风格，也可能受到美国新闻学的影响太厉害，一方面在那儿做过记者，另外一方面，在那个地方做过研究。我的个性表现在我喜欢把美国的新闻学理论紧密地与中国的新闻实践相结合，并从中悟出了一些道理，这些道理也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我的最重要的目的是培养下一代新闻工作者，我希望中国的下一代新闻工作者能是真正的新闻记者，而不是其它职业的人。

　　杨君：您有一个观点，媒体人并不等于新闻记者，现在很多人把这两个概念混在一起。

　　李希光：中国虽然说整个国家在市场化方面可能比西方国家起步晚，但中国媒体的商业化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其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新闻采编和媒体营销很难分开。电视台做的栏目都是为广告服务的，什么样的栏目广告多，或者哪一个产业广告多，就开辟那类栏目，而不是从观众读者需求出发设立栏目。嘴上说，我们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应该办满足广大农民和下岗工人看的栏目，但是不可能有一个广告商在这个地方投放广告，因为这些读者观众是没有购买力的。在中国，真正购买的起汽车和房地产的读者很少，但是，中国报纸大量做汽车版面和房地产版面，因为有钱人在拼命投放这方面的广告。这种媒体运作带来了媒体的高度商业化。再一方面，中国在媒体的商业化过程中涌现了大量的小报，一个城市有很多小报，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这些报纸虽然不是完全低级下流的，但是其中垃圾报纸很多，这些小报由于满足人们的感官刺激，可能会引起农民和下岗工人关注，但这种关注只会让他们对生活更加看不到希望的亮光。

　　杨君：您刚才谈到，由于广告商是这样一些人，下岗的，包括一些弱势群体，老百姓，他们不具备购买力，这些人是不是有时被忽视了，不被关注了？另外一个方面，出现了各种各样很有噪音的报纸，反而把正面的声音淹没了，这都是由于现在的状况带来的问题。

　　李希光：应该把新闻与媒体做个区别。媒体代表的是商业利益，记者代表公众利益、社区利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记者本身不应代表媒体的利益，媒体是代表商业机构，媒体的利益应该有经理，广告部主任，社长、台长代理。总编辑、编辑、记者只应该考虑这个栏目怎么设置，版面怎么做，做什么内容，做什么选题，跟经理，跟广告部主任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现在把媒体经营和新闻采编混为一谈，好像学新闻传播学就是学媒体经营管理。如果这样下去，大家都是围商人和广告商转，拿破仑讲“一支记者的笔等于两千把毛瑟枪”，可以让贪官们发抖，让坏蛋们发抖，为受压迫的弱势阶层服务，让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发抖。

　　杨君：但是毕竟广大的老百姓的利益没有代表。我觉得这个事情挺严重的。

　　李希光：商业化带来的后果就是这样。我跟学生讲，学校毕竟要站在道德高地上，不管将来到媒体工作，到社会上工作，你们老板让你怎么做，至少在学校应该是理想主义的，要站在一定的道德基础上。我不能在课堂上教你学坏。

　　杨君：因为我最近进修法律的课程，想参加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后来他们说杨君，你思辩能力很强，口才也不错，当律师一定很。但是我说我做不了律师，为什么？律师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是不一样的。新闻工作者是维护正义的，维护老百姓的，维护大多数弱势人基本的尊严和权利，但是律师是什么？谁给他钱他给谁服务，哪怕是一个坏蛋，他也给他打官司。我内心很矛盾，律师这事咱干不了，要不然就是帮好人打官司，心里可能能找到平衡，因为律师只忠于当事人，这是律师的职业道德，没有好坏的界限。

　　李希光：这个问题讲得非常好。开学我给学生讲第一课的时候总是问他们一个问题，您认为世界上最崇高的职业是什么，如果他们都回答是记者，那么我就很放心了。如果他回答不出这个问题，我就说你再换一个老师，不要学新闻学了。为什么？有的学生讲，毕业后，我要当律师，因为法院律师挣钱多，法院律师甚至可以维护正义。我说不是的，如果没有罪犯，你到哪儿去挣钱，律师需要罪犯，犯罪越多他挣钱越多，法律纠纷越多他挣钱越多。有的学生讲医生是最高尚的，我说医生动一次手术只能救活一个病人，但是一篇好文章可以救活成千上万的人。有人还讲当老师是最高尚的，我说老师一次最多教几十个人，但是记者一次报道是为成千上万人服务。但是必须做个好记者，写好新闻，做好的节目才会给大家带来一种幸福感。

　　杨君：所以个人的观点直接取决于报道的观点，您刚才说媒体人和记者的概念，其实您把他赋予了这样的内涵——真正的好记者，维护新闻的职业道德的新闻工作者叫记者，其他不合格的其实也未必叫记者。

　　李希光：国际上也是这样的，从电视来讲，电视主持人，电视台台长、总编、节目、制片、编导到摄像，报纸从总编、社长到记者都应该统一叫记者，因为他们是一种职业，总编辑也是记者，记者更多的代表公众的利益。

　　杨君：这个观念非常好，给记者一个非常鲜明的定义，现在社会上缺少这种定义。

    李希光：这不是我定义的，这个事情在美国任何一个大学的教科书里都有，新闻学的教科书里都有。

    杨君：中国的这面旗帜好像举得不是很高。

   李希光：中国也有全国记协，中央电视台台长、人民日报社长、新华社社长都是全国记协的成员，我也是全国记协的成员。广电局局长徐光春、新华社社长田聪明都是中国记协成员。

做记者型教授,不做学者型记者

　　杨君：现在的记协没有问题。记者本身队伍也是没有问题，就是一个公正的，代表群众利益的好记者，是不是等于记者？这两个概念，记者的外延大，好记者的外延小。

　　李希光：我们要讨论一下什么是好记者，什么是坏记者？好记者首先他的作品要真实，要讲究实效，要新。再一个，要公正。我们在揭露一件事情的时候，既要揭露人有一种说话的权利，同时让被揭露人也有说话的权利，这叫公正，平衡。什么叫坏记者？写新闻的时候可能时效没问题，但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他不尊重事实，造假新闻，这是最可怕的；第二，严重的选择事实，只选择代表记者个人倾向价值利益的，不选择代表其它的他不同意的事实，这也是很可怕的事情。

　　杨君：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分清楚。如果您要给自己定位，您觉得你是一个很新锐的新闻人，还是一个很有人文关怀的新闻人？

　　李希光：我想我永远是一个新闻记者，同是我又是一个新闻教育工作者。

　　杨君：这不矛盾。

   李希光：对，作为一个新闻教育工作者，应该用记者的眼光，同时加上学者的思维和方法来培养新一代的新闻工作者。今天常常有人提出说要培养所谓“学者型记者”，搞得现在越来越多的记者或节目主持人写起文章或谈起话来，总有一股酸溜溜文绉绉味道，越来越不像记者。好象记者这个词有辱他们的身份似的。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在往学者这个头衔靠拢的时候，我愿意在这里大吼一声：“李希光是记者型教授,不是学者型记者!”

　　杨君：看来,您热爱新闻教育这个职业。

　　李希光：我热爱新闻教育职业，我更热爱新闻事业。因为我觉得中国在全球化时代，需要一批崭新的思维，具备崭新的新闻理念和方法的一代记者。我自己有一种焦虑，觉得中国现在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专业化程度不够，远远不够，特别是新闻记者。因为我看到很多报道是很不公正的，所以我正在写一本《公正新闻学》，就是要告诉大家新闻应该公正、平衡，要尊重事实，不能造假。但是我们现在发现某些院校的人，竟然在写新闻报道或者网上制造假新闻，首先这是对公众的不负责任，同时对他个人也是一种心理阴影，他会终生受到自己良心谴责的。

　　杨君：这是不符合职业道德的。我看了您主编的一本书叫《下一代媒体》，其中有一些访谈录，请CNN的韩玉花讲演，她有一个题目，一个好的节目主持人，首先是一位老辣的记者。

　　李希光：对，韩玉华在CNN成功的节目主持人，她在进入CNN之前做了17年的新闻记者。很有意思，她在大学里不是学新闻学的，是学英美文学的。她大学毕业后先到广播电台做记者，做最苦的也是大家最不想干的社会新闻记者，每天是24小时随时待命，专门跑警察局，报道犯罪新闻，哪儿失火了，哪儿杀人了。作为社会新闻记者报道犯罪新闻，什么人被杀了，最讲究尊重事实。第一，什么人被杀，人名不能搞错，男女不能搞错，年龄不能搞错，是父亲还是儿子，是母亲还是妻子，搞错了一样，会给这个家庭带来很大的混乱、伤害和麻烦。17年文字社会新闻记者的训练了她非常好的职业使命感，慢慢从一个最基层的记者，一步步到更资深的记者，然后进入CNN。当然她在其它方面可能不如你，因为她没有受过广播专业理论的训练。

　　杨君：但是她在一线做过特别长的时间。

　　李希光：她是靠自己摸索起来的。

　　杨君：尊重事实，太残酷的现实告诉她一点都不能马虎。

　　李希光：对，另外她跟你一样，在主持节目的时候，特别反对别人称她为播音员，她反对使用这个词，她说播音员等于念稿员。主持节目的时候念别人写的稿子，自己从来不动脑子，别人拿什么文稿她念什么，这是她最反对的。韩玉华所有的文稿都是她自己写的，甚至是自己采访得来的，自己编辑得来的，她现在也做人物访谈，自己准备采访大纲、问题。

　　杨君：自己的思路能够控制自己的访谈过程。

　　李希光：对，她经常为了访谈，自己打电话。现在有很多中央电视台的人自己不打电话，雇了很多所为策划人，像她的小秘书一样跑来跑去。但是韩玉华经常自己打电话联系采访人。

媒体危险的敌人：不懂新闻学基本原理

　　杨君：她还是很实事求是的、很谦虚的从业人。其实您谈到职业化、专业化，这其实就是专业化重要的素质。您觉得目前在我们行业中，不专业化或者非职业化倾向表现在哪些方面？

　　李希光：最可怕的是不懂新闻职业道德。这和我们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的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育和课程设置有关。很多人不承认新闻学是一门学问，其实新闻学是一门很大的学问，物理学有它的基本原理，法学有它的原理，新闻学也有它的基本原理。新闻学原理首先是真实性原理，还有平衡原理、公正性原理，时效性原理。现在很多媒体在报道新闻时常用“据说、据悉”这类字眼。据谁说？要经过记者自己核实，到现场核实，打电话核实，找到当事人核实，找目击者核实。另外就是不公正，一个记者或编辑要想批判一个人，就把所有对这个人有意见的人全采访了，但是拥护和支持这个人的意见一点也不采访部报道。

　　杨君：没有一个公正的看法。

　　李希光：完全根据记者的喜好，我喜欢你就找大量的人采访，这些人都是你的崇拜者。凡是反对你的意见的，一个也不采访，就造成了很多大牌明星出现。比如，每年北京开两会，有2000多名代表出席，但是，某些报纸媒体每天跟踪采访报道的就是那3位北京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严重不平衡的新闻报道现象？因为这3位经济学家的意见代表这个记者、编辑或报纸总编的个人意见。

　　杨君：这个问题很重要，非职业化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能像您说的，只吸纳自己的亲信进入这个新闻圈，造成一个很怪的现象，公正不公正倒是其次。

　　李希光：是一种短期商业行为。我想吹捧一个企业家，企业家可能给我一点广告，但是从长期来讲，如果失去了公正，你会失去更多的广告，你可能获得了一个企业家的广告，可能失去了20个企业家的广告，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收视率下降了，因为你只发表一方的意见，这一方的意见只能代表人口受众的50%，另外50%可能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他们就不看你了，公众更多看的是公正的电视节目。

　　杨君：这个不可信造成了信誉的丧失。在新闻圈，包括娱乐圈还包含一种小报作风，谣言满天飞。

　　李希光：小报作风的一个经典的案例是一个月之前香港的裸星事件，这也是典型的新闻商业化操作。新闻学全称应该是公正新闻学。但是小报新闻学把新闻报道变成了偷窥新闻学。这种东西像鸦片一样，出于生理的本能，广大电视观众可能都爱看，90%的男的都爱看，女的不一定爱看。但是在北京打工的农民窥视了这个镜头，对他个人的生活会有改进吗？他是不是能从工地上挣更多的钱，他的教育水平得到提高，会找到很好的工作？他是否会从中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他可能每天更郁闷，看不到希望，而且想入非非。刊登一个裸体女明星的照片是明星个人的问题，但是，更广大的公众需要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空气污染问题、学生上学问题、大学毕业生的分配问题、艾兹病的看病问题、预防问题。但是，今天，有多少版面是给工人、农民，给艾兹病患者的，而一个裸星事件竟能从头版一直到后面占到很多版面。这种媒体运作培养了观众读者吸鸦片的习惯，明知道鸦片对他不好，会使他家破人亡，但是他上瘾了。

　　杨君：“鸦片新闻学”。

　　李希光：或称“偷窥新闻学”。非常幸运的是中央电视台还没有开设偷窥新闻栏目。

　　杨君：中央电视台因为有审查制度，很严，包括中宣部的审查。但是在这个圈子里，这种谣言的新闻，垃圾的新闻，像您说的各种各样的也是经常满天飞，使公正性客观性有时受到很大的破坏。

　　李希光：更多的是中国人的教育问题，中国人的教育和文化教育水平比较低，道德水准低，特别是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之后，中国人失去了道德指南和基本的人生价值观。他现在满脑子想的只是金钱，一切朝钱看，一切能给个人带来经济利益，个人名利，他就是不顾一切的追求。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杨君：我觉得这些问题，如果您有时间，可以写一本书。

　　李希光：我马上有一本书出版，叫《畸变的媒体》，中国的媒体在商业化过程中，市场转型过程中已经成畸变了，脱离公正的、平衡的、真实的新闻学了，已经异变了。

　　杨君：我相信这本书会对新闻业，包括传媒业有比较大的触动。感谢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谢谢。（频道责编  赵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