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的非典疫情很严重，尽量减少外出吧。”

　　“可是，最近有很多东西值得拍，也能拍到很多好照片。”

　　第一条信息是高铭在关心我这个老朋友；第二条信息是因为，我也通过短消息劝他，“你也要保重，不要出去采访了 。”

 　　作为同行兼朋友，我从他的信息中断定，他一定是带着他的亲密战友———相机一同去非典一线了，于是一直在默默地为他祝福：希望SARS过后，带着出色的照片和健康的身体回到老朋友中间。6月下旬，在即将付梓的《百名摄影记者聚焦SARS》影集中，我看到了高铭的好几幅上乘之作。在替他感到高兴的同时，总有一种想听他聊聊并记录些什么的想法。

　　在约好的时间和地点，我听到的是一些出乎预想的故事。没有想象中拉着急促长音呼啸而过的救护车，也没有送亲人上“一线”时依依不舍却义无反顾的场面。高铭说，他到过10多家非典医院，但由于种种原因，他却一直没能进入病房，但是在“一线”的外围，他仍然记录下许多鲜为人知却又不该被忘却的故事。这些故事平实却感人，短小却真切。

4月28日第一次接触SARS病人

　　今天，对我而言，是极不寻常的，因为我第一次面对面地看到了SARS患者并进行拍摄。

　　从报社交完照片出来，一如平日地走到东单路口。我惊奇地发现那里有许多警察，路人被拦截在由警察所形成的“包围圈”外面，而对面的天桥上密密麻麻的几层人都在朝着“包围圈”眺望。新闻敏感告诉我，一定出事了！我一边小跑着过去，一边从包里掏出我的相机。由于北京晚报社离那里很近，有几个警察早就认识我这个天天扛着大号摄影包的人，于是，我顺利地进入“包围圈”。

　　我看到一个中年妇女站在阅报栏的后面，脸色是极不正常的红润，样子有些昏昏沉沉，我的神经很快将她与SARS病人的症状联系到一起。我拿着相机开始慢慢向她靠近，周围的人介绍说，这个妇女发着高烧，刚刚晕倒在这里，是的，和我的判断一样———有SARS病人的疑似症状。警察和闻讯赶来的120的急救人员一直在对她进行劝导，也许是不想直面患病的事实，也许是对可能被隔离的日子的恐惧，这个妇女一直拒绝上车。

　　我的相机在不同的方位一直拍着，拍摄着医生和警察不间断地劝说，也拍摄着妇女每一次表情的变化，从最初的20米到10多米再到几米，我的相机带着我一步步走到最近的拍摄点，也许只有半米的距离吧。40分钟后，工作终于做通了，这个妇女自己走上了120急救车。

　　看着“包围圈”的消失和渐渐散去的人群，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全身都在发抖，对于SARS，我一直没有过什么恐惧，可当我第一次见到SARS病人，并且如此近距离的接触之后，一种人性本能的恐惧向我袭来，更何况，刚才的我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当我的腿和脚渐渐停止颤抖，并且完全听我的使唤之后，我意识到这种疾病的严重性，我想我应该更好地保护好自己，因为我还有家人、朋友，因为我还要拿着相机一直拍下去。

5月4日新婚的护士

　　今天，积水潭医院又有一批医务工作者冲到了抗SARS的一线上，而这里有一个小护士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她是在5月1日那天举办的极其简单而仓促的婚礼，由于是特殊时期，报社还曾经对她的婚礼进行过报道。

　　从新婚到上SARS一线，仅仅是3天的时间，从情感上，我替她惋惜着蜜月的失去；从情理上，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另择吉日，而是要仓促地定在5月1日这天。

　　听说，这个仓促完婚的决定是她丈夫的意思。太多的疑问让我感觉有些奇怪，而她丈夫的回答，使我得到了答案，但也猛烈地震撼了我的心。

　　他说，“我知道她4日就要上一线了，要是有个万一……”

　　他说，“我一定要娶她，不让他有遗憾。”

    我不知道新婚的小护士是否听到过这些话，可我相信她会深刻体会到她丈夫所带给她的一切的。

    丈夫的坦白和护士的笑脸让我有些哽咽。是的，有太多的平凡需要记者去记录，因为正是这一个个平凡的细胞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庞大的躯体。这件事坚定了我的决心———拍摄一线外围的点点滴滴，用平凡的视角拍摄平淡的故事，而这些故事，恰恰是不该被遗忘或忽略的。

5月13日在卫监所的72小时

   今天，我告别了卫监所的战友，结束了3天的跟踪采访任务。而这3天的紧张、恐惧、感动远远非我的照片所能表达的。

   从5月11日到13日，我一直跟随北京市卫生局东城区卫生监督所进行采访。

    在我到卫监所的第一天，就赶上了一件“大新闻”，北京最早因SARS被隔离的工地———金港工地的246人被解禁。而是否已达到解禁的标准，主要的检查任务就是由卫监所负责的。我随着卫监所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工地，没有过多地拍摄解禁仪式的场面，我随着卫监所的负责人张选一起来到了工人的生活区，我看到张选从侧面了解工地的情况，“有生病的吗？最近生活好吗？”而这时一个工人走入了我的视线，他手里拿着工地上新发的毛巾、肥皂，还有两个苹果。我想这是有特定意义的瞬间，于是，我让他走进了我的镜头。

    在这里的3天，经过了太多次的紧张与憋闷，太多的场景让我无法忘记，而张选，这位卫监所的负责人，却让我不得不多写几笔。从 4月10号卫监所进入紧急状态后，张选就没有回过家，老母亲想念儿子，决定来单位看看，然而在路上，老人发生了车祸。当他忙完一天的工作赶到医院时，母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

   第二天，他依旧出现在卫监所里，依旧第一个进入隔离病房，依旧用坚强和忙碌掩饰着伤感，可有一天，当我无意间推开他的房门，我看见他蜷缩在床上，紧紧地咬着被子哭泣……

   一个记者平日里练就的口才在这一刻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我在想我怎样用最好的照片记录下卫监所工作人员这最为感人的一幕幕，一图胜千言是新闻界公认的一句话，在那一刻，我却有点怀疑了。可是我仍旧清楚地告诉自己，尽可能全面地记录这非常时期的每一个片段。尤其是像卫监所这样的一线边缘的一线，作为记者，我们不能在歌颂白衣天使的同时将他们忘记。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任何一丝一毫的忽略都有可能使新闻的完整性有所缺失。所以，我和我的同行必须努力。

5月29日送别王晶

    在经过数日的抢救之后，王晶还是牺牲在她曾经挽救过无数病人生命的医院里。今天，我们在人民医院送她最后一程。

    我早早从家里出来，在门口拦住了一辆出租车，“师傅，我去人民医院。”话音还没完全消失，车已经如脱了缰绳的马一样离开了。我只有再一次伸开我的胳膊，然而连着几辆车都留给了我同样离开的速度和司机惊恐的表情。

    我感到有些无助，当又一辆出租车停在我的身边，我改变了方式，“师傅，送我去卫生局。”我知道人民医院与卫生局只是几步之遥。还好，我的“狡猾”让出租车司机放松了警惕，我顺利的上了出租车。

    车子在卫生局门口停了下来，我背着重重的摄影包向人民医院的方向走去。那位司机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涨红了脸对我喊，“你是去人民医院看病吧？”“不是，我去采访。”我想只有用我的职业去给他安全感了。“这会儿谁还采访啊……”最终，他还是在对我的不信任和恐惧中离开的。

    今天的经历多少有些让我不舒服。增强自身的防范意识，这是一件好事。但科学的防治总好过无谓的恐惧吧。“这会儿谁还采访啊……”我想他是太不了解我的同行们了，在战场，在灾区，在每一个新闻发生的地方，不管那里有多危险，记者的身影总会出现。想到这些，心情变得舒坦起来，因为我的工作，更因为许许多多战斗在非典一线的同行们。

6月10日安贞医疗队回家

    今天，是安贞医疗队回家的日子。5月25日，作为胸科医院的最大一支外援，安贞医院组织了百余人的医疗队伍进入了北京市接受非典病人较早、较多的胸科医院。经过半个多月的奋斗，胸科医院的病人已经有很多健康出院了，而这支外援队伍今天也可以回家了。

    客车带着胜利的标志与氛围驶进了安贞医院。虽然身上的疲惫无法掩饰，医生、护士还是雀跃而下。而这时我看到一个40多岁的女医生哭了，泪水一发而不可收。

    “我的‘兵’要么是20多岁的刚从学校毕业的护士，而且多是独生子女；要么是医学硕士、博士这类尖端人才。万一有一个人出现什么意外，我怎么交代呀。我很高兴，我今天把他们全部安安全全、健健康康地带回家了。”稍稍平静下来的队长面对记者的镜头将憋了半个月的话从心底里掏出。我明白了，那泪水是他已经承受不住的压力的释放。

    从这位女医生的身上，我读到了两个字：责任。是的，每个人必须对他的工作负起全部的责任。可是，我更知道“记者”两个字所包含的责任，如果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作为记者的我没有作品保留下来，没有记录发生在我面前的一切，那么，我将无地自容。所以，我选择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保护好对于新闻这份事业的责任。 （频道责编  赵宇）